病之初传阳明，尚有营卫之分，过此则不论营卫矣。

古人谓阳气为阳，而于阳邪亦为阳；于阴气为阴，而于阴邪亦为阴。

头汗出，为阳郁于表，非阳虚相上也。

少阴用麻黄，证皆发热无汗《论》中不言无汗者，阴不得有汗，无庸言也。

六经之病，以证分之，于读书时先明何经作何证，则于临病时方可知何证为何经，在病者可□告人□是何经病也，故必先读书而后临证。

阳邪多结于上，阴邪多结于下，故上焦之结多热，下焦之结多冷。

营卫之流行，皆本肾中先天之气，故曰卫气，营气，皆以气言。

温病不恶寒，热从里生也；中暍汗出恶寒，以暑于表入也。温病之脉浮而实；中暍则浮而虚，以暑伤气也。温病传变无定；中暍则不传，不食则死。温病初起不过欲饮；中暍初起即大渴引饮。温与暑以此为辨。

中暍与伤寒相类，伤寒初起无汗不渴；中暍初起，渴而汗出。中热与温病相类，温病初起渴不恶寒；中暍初起恶寒而渴。

同一烦躁也，太阳烦躁用青龙，阳明烦躁用白虎，少阴烦躁用真武。

仲景法之者于存津液，夫人而知之矣，其所以存津液者，汗吐下和寒温之六法也，六法之中，尤以急下存阴为刻不可缓。贱用滋腻之药，以为可存津液者，适与六法相反，故有病无一治。

温病起于中焦，而或浮越于上焦，波及于下焦，一治其中，则上下皆安。若独见于上下焦者，便不是温病。

河间有云，古人以百病为杂病，惟伤寒名曰大病。河间论温者也，故无所谓大病，即是说温，即是说伤寒中之温病，故又曰内有阴寒者，止为杂病，终不能为汗病也。

疟兼他经则有之，未有不涉于少阳者，非独为少阳病也。

凡为医者，且先存见病用药之心，然后再论其见地之明昧，手法之高低，即使当时尚未极高明，他日亦必成良医。

谚云：“十个医十个法”，此言不然，以病者只有一个人也，自当只有一个法。

阴盛阳亦脱，不是阳虚而脱也。阳盛阴亦脱，不是阴虚而脱也。

姜枣至微者矣，而具扶正达邪之妙。

有病疟而一日轻一日重者，余谓轻日是重日，重日是轻日，必使两日并重，方得逐日逼轻，已而果然。

岐伯曰：“谨熟阴阳，毋与众谋。”何以阴阳两端，不可谋之于众。可见众人口中之阴阳，非即岐伯意中之阴阳矣，表里寒热虚实之旨皆然。

《内经》言“热未已寒病复归”句下有言：“寒未已热病复归之。”意在非独说一面也。

膀胱不利为癃，经曰：有癃者一日数十溲，此与滞下注之里急后重相似，皆为下焦之火郁也，故皆无止涩之理。

病有虚而不可攻者，补中自有攻意，善补阴即所以攻热，补阳即所以攻寒。若为实证，则不可以作此说。实与误补，虚而误攻，其误同，其祸亦同。

运气之学坏于马元素之徒，至以某年生人，以某日得病，当用某药为言，此丹溪之说也。其后再有程德斋作《伤寒钤法》以得病日之干支为主，自有此等人，而运气之说，于是乎不可通矣。

《宋史•仁宗本记》：“至和元年正月，碎通天犀和药以疗民疫。嘉祜五年五月，京师民疫，选医给药以疗之。”此所谓疫，即《说文》皆病之疫，朝廷为之选医给药，必非一人独病温矣。

尝见一书有曰：余素不喜用热药。夫治寒以热，治热以寒，皆治法也。用寒用热岂有视乎医家之爱憎者!

苦寒伐胃之说，为虚寒者言之也，若实热证，则非苦寒无以去病而保胃。

宋时有窦材者，自称第三扁鹊，谓仲景但\能治小病，狂诋〖讠其〗之。余谓此真能读仲景书者，可见人若能用仲景法，方可使病不大也。

石膏不可煅，煅则为石灰，性反热矣。

药之能起死回生者，惟石膏、大黄、附子、人参。有此四种之病，则一剂可以回春。此外皆不尽然。

七十二种风，不闻有七十二种治法；三十六中痛，亦不闻有三十六种治法。且曰一方可以通治，则何必有七十二、三十六之分乎？此不过言风病、痛病之多耳。

刮痧之法，亦妙法也。张景岳有《刮痧新探》。

六味地黄丸统治伤寒病，赵养葵《医贯》之说也，汪讱庵取以冠《医方》之首大误病人。

渴甚而呕者，必以饮水多之故。呕甚而渴者，必以津液伤之故。

病有初中末三传，而初中末三传之期，亦无一定，要不可以不分。

春夏温热，岂独用药之异于冬寒哉!尝见人家于温热亦用重茵复帐，甚至有以红毡罩窗者，实大忌也。

病以汗解，药到则自然得之，即冬月正伤寒亦然。乃有在夏之病，亦欲以温覆取汗，则大不然。

病自有宜于寒凉药者，但不可咨食生冷，惟梨汁、蔗汁、西瓜汁不在此例。

甘有淡义，不独以甜为甘也。《书》：“稼穑作甘”，《礼记》：“甘受和”，皆言淡，故石膏之甘，不同于麦、地。

《周礼》：“秋时有疟寒疾。”贾《疏》谓非火□金。

张刘李朱为金元四大家，张谓洁古，或曰子和，当以洁古为是。李士材乃以张为仲景，谬甚。

世俗所称伤风者，不发热，但有咳嗽清涕、鼻塞声重而已，非《伤寒论》之中风也，故不传变。

治咳须分新久，新咳宜泄，久咳宜敛。新咳误敛，则风寒不出，久咳更泄，则肺叶开张，皆足以成医怯。新久当以年计，不以月日计。

《伤寒论》口中和三字，最应着眼，口中和则不燥渴，燥渴则口中不和。一用附子，一用石膏，而以背皆微恶寒，辨之宜审。

恶风者不必皆恶寒，恶寒者未有不恶风。

阳明经热，但用膏知；阳明府热，始用硝黄，以燥屎之有无为辨。

《伤寒论》之往来寒热，，与疟相似，而实不同。凡疟当未作之前，已解之后，饮食行动即如平人，以此为辨。

问疾礼也，而最累病人，然总不可使与病人多语，甚者不可令至病榻四旁。

病加于小愈，故病后之谨慎，当十倍于病前，胃口初开，切忌多食，仲景所以有损谷则愈之训。

加病之与病去，外象相似，最宜分别，故衄后无再汗之理，余可以此类推。

仲景于热之自表而里者，曰翕翕发热与热之自里而表者，曰蒸蒸发热。翕翕、蒸蒸，即表热、里热之分。

病一至于阳明，无论风寒暑温，同归火化，故六因之病，不入阳明，皆无火象。

宋人书有以“敦阜之纪”、“敦阜之土”为厚阜者，避光宗名〖忄享〗之讳也，非改经文。

同一湿也，寒湿可用姜附，湿热可用黄连。

病之始为恶寒之甚者，即为发热之机，盖为人身自有之阳气为之也。

虚有各种之虚，补有各种之补。

虚寒之寒，不即是冷。虚热之热，不即是火。

风寒以解表为主，温热以清里为主，故伤寒成温，亦专清里，表谓太阳，里谓阳明，非泛言藏府之表里也。

学医自《伤寒论》入手者，始而难，继而易。自后世诸家入手者，始若甚易，继则大难矣。

六经之病要分看，又要合看，总以胸中先有六经之病，然后目中乃有六经之证。

昔人所谓破气药者，破气中之滞者也。昔人所谓票血药者，破血中之结者也。气血既有所滞，非破不可，岂有一用此药，即将人之气血而破之乎？

病在经宜汗，在府宜下，此定法也。乃有谓中府宜汗之，中藏宜下之者，并以脉浮恶风寒之明明为中经者为中府，大便秘结之明明中府者为中藏，于是乎经之与府，汗之与下，遂无定法，势必有里实已具而仍用汗，藏真失守而仍用下者矣!

世之好言补虚者，每云正气大旺，则外邪不能侵犯，此□未病者言之则可。若其人即既病也，则外邪已经侵犯矣，已有侵犯，则必先去其侵犯，正乃不伤，若仍执此说，则邪之不去，有日见其虚而已。

案者断也，必能断乃可云案。方者法也，必有法乃可云方。

《本草从新》于人参、生地下云：“治伤寒瘟疫。”何以伤寒之外只有瘟疫？人参下又云：“庸浅之辈，不察虚实，但见发热，动手便攻。”此种句不知何以教人!

景岳、石顽皆以温疫置之杂证，而所论则皆温热，以其不知温热即是伤寒门中之病，故不于伤寒门中言之，而一作杂证，即不更用伤寒方，所以温热无一可活。

升发之药，有自下升上者，以其邪之下陷也；有自里升表者，以其邪之不达于表也。若一升而即脱者，率不用升法。

有小便不通而用升麻者，以为若酒注然，上窍开则下窍自通也。今有以此法言之于大便秘结者矣。

人之因虚而病者，谓之弱证。此外则以无病为虚，有病为实，故赵以德曰：邪在于气则气实，邪在于血则血实。

医者每曰邪在何经，病家闻一邪字则便以为祟也，乃弃医而就巫，有时即祟果凭之。

病之初入阳明者，尚有营卫之分，故有桂枝、麻黄两法，过此则不论营卫，而当不用桂麻矣。

葛根之有桂麻者，名葛根汤，葛根之有芩连者，名葛根黄连黄芩他刀，而前人于阳明用葛根芩连汤，或亦有但曰葛根者，明者知其谓有芩连之葛根汤也，昧者则仍视作有桂麻之葛根汤。又以初传阳明，亦或有宜用桂麻二汤时。于是而于阳明证，遂不能出卓见矣。是知二汤之葛根，亦若青龙、白虎之石膏，其当用白虎石膏时，安得用青龙之石膏耶!

孟□有《本事诗》，杨元善有《本事曲》，许学士因之成《本事方》，余亦欲效其体以纪事，而治验既多，难以悉载。

医书有一证示一治法，不言兼证也，尤不能言先作何证，后见何证也。故贵多读书，尤贵多临证。

士不谈五道，则樵夫笑之，何独于窍道而有道不谈道之说耶？

闭之与脱，截然两途。闭者邪气固束于外，元气安□在内。脱者邪气大伤其元，元气不就其邪。脱者泻之，气绝即死。闭者补之，邪锢而死。

病至舌黑、齿焦、唇裂，莫不以为燥，至于此自应纯用滋润药矣，而仲景于此只用厚朴、枳实之燥，大便一通，其燥即去，一用滋药，自此不再润矣。

《云笈七签》引《阴阳应象大论》：“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作“冬伤于汗，春必病温”。凡《内经》之言精，皆是言汗，此作“汗”字，正与《金匮真言》称“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于精者，春不病温”。可以互证。而《评热论》所言，“汗者精气也，人所以汗出者，皆生于穀，穀生于精”者，不盖可见藏于精之为不妄出汗耶？喻嘉言读书未遍，固无怪其不知精之为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