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父亲考进南京中央大学

1935年夏季，父亲高中毕业。那时农村识文断字的人不多，中学生更是凤毛麟角。常州城里一家有名望的木头行和我家有点远亲关系，爷爷去和他们谈妥，让我父亲去木头行学做生意。我们的东家朱地主更是托人说媒，要把女儿嫁过来和自己的佃户攀亲家.....。总之，随着父亲名校～省立高中毕业，全家人扬眉吐气！也让乡邻对这家外来的佃户刮目相看！

但是父亲却提出了想继续读书的想法，于是开了家庭会，他的父兄们不太同意读大学。最后还是奶奶提出考考看，考中就去读，不中就去木头行学生意，总之不要再做种田人。奶奶的想法还有一个原因，她曾给父亲算过命，算命先生说父亲命里带文昌星，有读书运。

家里同意考大学了，是考文科还是理科呢？以父亲在苏州中学六年几乎每年都有奖学金和奖状的成绩来说，考理科或文科都不是问题。理科在大学里花费多些，除了学费之外还有讲义费、试验费等等，很多教科书、参考书、学习工具（如制图工具等）是进口的，也比较贵。相对来说，文科在大学里花费比较少，从当下的家庭经济状况考虑考文科，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时他的心被文学迷住，心底里藏有一个作家梦。

从经济角度考虑考国立大学，民国的国立大学虽然分数要求高些，但是学校有国家补贴，收费很低（一般一年学费平均20元左右，文科会更低些，国立大学住宿免费），而私立大学、教会学校、地方大学仅仅学费一年要百元以上，是一般农家子弟不敢奢望的。

民国考大学不是全国统一考试，而是一所大学单独考试或几所大学联合考试，所以那时的考生在每一年的夏季里会有多次考大学的机会，不像现在一考定终身。 1935年7月父亲到南京参加国立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蒙藏干部学校的招生考试，他为了省钱，不住旅店，自带草席和被单，睡在学校的操场上。一个月后收到了上述三所大学的录取通知。当时政府在东三省对日本人实行不抵抗政策，以致沦丧大片国土，因此很多青年学生对政府失去了信心，父亲也是如此。虽然中央政治学校（后改名为中央政治大学）和蒙藏干部学校是国立免费大学（吃穿住用全免），却是培养***政治干部和少数民族地区县长的学校，父亲考虑还是放弃，决定去国立中央大学史学系近代史专业学习。

在民国的国立大学中，中央大学排名在五大著名国立大学首位（国立中央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浙江大学、国立武汉大学），如1940年41所国立大学第一志愿报考人数总计18151人，其中中央大学占5538人，武汉大学1909人，西南联大（由北大、清华、南开组成）1480人，可见民国时中央大学处于“巨无霸”的地位，是民国时期中国最高学府，也是民国国立大学中系科设置最齐全、规模最大的大学。罗家伦、厉麟似、徐志摩、张大千等名家大师均曾在该校任教。解放后，中央大学被拆分为9所高校，其中有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师大、华东航空学院、华东水利学院、南京林学院、第五军医大学等高校，可见民国时的中央大学体量有多大。

民国时期每年各大学录取新生发榜后，报纸要刊登新生照片和姓名、学校、籍贯，我家过去收藏着登有父亲照片的报纸，可惜在***中这张报纸和其他很多宝贵资料都毁灭了。

父亲从南京考试结束回到乡下后，有人请他去做了回“枪手”，到上海冒名顶替富家子弟去考圣约翰大学的理科，上海圣约翰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教会学校，其毕业生可以免试进入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研究生院学习。圣约翰大学录取分数很高，收费也很贵，入读者大都是政商名流后代和富家子弟。父亲的代考被顺利录取，他得到一笔酬金，这一笔钱可以支付中央大学的开学费用和日常开销，无需问家里要钱了。

反观父亲当时考大学文科的动机，一是因为家中经济原因，二是他希望以后走文学创作当作家的路。以他在苏州中学年年获得奖学金的成绩更适合考理科，后来他明白，走文学的路要比走理工的路难得多，好的文学作品必须有深厚的社会阅历和生活积累，成名的作家人数远比有建树的理工人才少的多得多。高父亲几届的钱伟长先生因为小学和初中的原因，数理化成绩不好，但他国文成绩很好，被苏州中学以最后一名破格录取，后来以国文和历史两个100分考取清华大学历史系，钱先生一年后弃文转物，转入物理系，最终成为世界著名科学家。人要根据自身情况和社会需求规划自己的人生，才可能走好人生之路。如果人生规划有社会阅历丰富、功底深厚的前辈指点更好，钱伟长先生的四叔钱穆是我国历史学的大家，时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也是钱伟长先生的老师，我想钱伟长先生的弃文转物可能会受到他的指点。我的父亲是凭着文学青年的一股热忱，懵懵懂懂的去走文学之路，结果走了几步便走不下去了。他晚年时常说，写出好的小说是很难的，没有丰富的生活实践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他也后悔年轻时没走理科之路。

总之，父亲能进入当时国内最好的大学读书，除了他本人的刻苦努力之外，更和苏州中学强大的师资力量和先进的教育理念、教育环境是分不开的。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