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结婚证，我们都会想到那个红彤彤的小本子，那是现代人缔结婚姻关系的证明，那么古代有结婚证吗？

前阵子网上一度非常流行的“民国最美婚书”。上面优美又典雅的诗句，读来甘之如怡：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

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看此日桃花灼灼，宜室宜家

卜他年瓜迭绵绵，尔昌尔炽

谨以白头之约书向鸿笺

好将红叶之盟载明鸳谱

风行一时的民国最美婚书，用尽古今往来的美好词汇，为婚姻作证，古人用一纸婚约，缔结一双男女的婚姻契约。古代婚书上，除了优美的词章，还有婚姻的真相。

古代的婚姻看重的是门当户对

我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等级制度森严，对于男女双方的婚配，则是建立在门当户对的基础之上。东晋有一个有名的《与郗家论婚书》，就是一篇反映当时婚配思想的重要婚书。

“十一月四日，右将军会稽内史琅琊王羲之，敢致书司空高平郗公足下。”东晋书法家王羲之提笔在一封信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司空高平郗公”是王羲之的小舅子、出身名门高平郗氏的郗昙。王羲之写信给郗昙的目的，是为爱子王献之求亲。

王献之是王羲之最小的儿子，风度翩翩，才华横溢。不过，根据《晋书》中的记载，王献之是个“闲居终日”的“宅男”。他和两个哥哥去谢安家做客，哥哥们侃侃而谈，而他却沉默寡言，只肯打个招呼，问问“寒温而已”。这样的性格，也怪不得王羲之要为他的婚事操心。

郗昙的女儿郗道茂漂亮又温柔，是王羲之心目中理想的儿媳人选。为了儿子的终身幸福，王羲之洋洋洒洒写下数百字的书信，送到郗昙手上。这就是《与郗家论婚书》，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文字婚书。

在这封婚书里，王羲之把自己家族——琅琊王氏的出身、爵位和婚配情况，一一罗列。只在最后用了一句话向郗昙表明王家与郗家结亲的意向：“仰与公宿旧通家，光阴相接，承公贤女，淑质直亮，确懿纯美，敢欲使子敬为门闾之宾。”——我们王家与郗家数代交好，彼此之间互有嫁娶，听说您有位温婉贤淑的女儿，希望能嫁给我家献之，以续前好。

魏晋时期盛行士族门阀，婚姻讲究门当户对，用时人的话说，士族和庶族的界限，早在天上就已经隔绝了。王羲之在求婚书里强调自己的家世背景，就是要证明两家的门当户对。

不过，不是每个家庭都能像王羲之这样，在婚书中炫耀显赫的家世。魏晋时代最常见的具有婚姻契约意味的婚书，是六礼仪式中的“六礼版文”。唐代学者杜佑在《通典》“公侯大夫士婚礼”一节中提到，后汉魏晋的婚仪中有“礼版奉案承之”的“六礼辞”。

“六礼”是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和亲迎，是儒家对婚姻程序的规定。而将六礼具体事项记载在专门的“礼版”上，就是“六礼辞”了。版左写“纳采”事宜，版中写男方父亲名、媒人名，最后书写《仪礼》中的相关婚辞礼文。家族背景和身世，是这类婚书的构成部分之一。

草帖、定帖是宋代的法定婚书

到了宋朝，男女双方婚嫁，要经过草帖、定帖定婚约，比如，南宋有一户郑姓人家，女儿庆一娘十四岁，刚刚达到法定婚龄。通过媒人向她求亲的，是官宦世家潘家的儿子。郑家对这门亲事很满意，双方合过生辰八字，非常匹配。于是潘家向郑家发出了定婚邀约：“草帖”。

“草帖”上记录了潘少爷的家世、祖宗三代姓名、官职、是哪一房（妻、妄）的第几子、生辰八字、主婚人等等内容。接到媒人传递来的“草帖”后，郑家依样回复。定婚也就完成了一半。

光看草帖文字还不够，潘家人还要带上彩礼，在媒人的引荐下，到郑家“相亲”。这支相亲队伍非常庞大，有男有女，除了考察郑家家境以外，潘家女眷还要看看庆一娘本人。不过未来的新郎官——潘少爷，并不在队伍中。在“父母之命，媒妁”决定婚姻的时代，新郎新娘直到婚礼当天，才能真正认识对方。见过庆一娘之后，潘家留下彩礼，并和郑家商定好了结亲日期。

这时，就轮到第二份婚书——“定帖”登场了。定帖的内容不如草帖详细，但辞藻华丽隆重，对对方也使用敬语。

潘家和郑家都是有名望的大家，定帖的交换仪式一点不能含糊。盛放定帖的盒子是私人订制，装饰精美。媒人和两家人在定帖上签字画押后，先男后女，择日传递。

草帖和定帖就是宋代的法定婚书了。它们是由唐代的通婚书与答婚书演变而来。通婚书是男方送与女方的求婚文书，女方接受后，再回复答婚书，双方就算完成婚约缔结，两封文书也作为纪念，由男女双方保存起来。交换过定帖，就意味着潘郑两家的婚事，具有了法律效力。

如果结亲后，发现对方家庭情况与定帖所述不符，就可以作为依据，悔婚或者离异。唐律明确规定，如果女家有“妄冒”行为，欺骗男方，要受徒刑一年；如果男方出现“妄冒”，罪刑更重，要在徒刑一年的基础上再加一等。而确认“妄冒”后，就可以断处双方离异。《宋刑统》沿用唐律，对婚书内容的真实性，同样严加管理。

古代婚书如何书写？

宋代男女定亲时，双方需先交换草帖，再交换定帖，写立婚书。草帖内容涉及到婚姻双方的家庭成员、身份背景、嫁状聘礼等。而婚书采用叠幅形式的书启，称“叠幅启”，三幅叠放一起，表达通婚意愿。

婚书第一幅：用来寒暄问候，分六行书写问候辞令，随季节的变化而辞令不同。

婚书第二幅 ：用来祝颂，也分六行书写，与第一幅合称“十二行启”。

婚书第三幅：表达通婚意愿，内容包括，婚主官位，姓名，结婚子女姓名和根据具体情况写的求婚辞。

聘定礼物状：用来书写男方聘礼的具体内容和数量。

婚书具有时效性，五年不娶，婚书无效

交换婚书，并不代表婚姻完成。古人讲究仪式感，必须在吉时迎娶，完成婚礼，并广而告之，才算真正结婚。而从定婚到结婚的过程，尽管有婚书作保障，还是会出现一些意外。

元至元七年（1270年）,一位名叫刘泉的老汉拿着定帖，跑到太原府衙告状。刘老汉告诉知府，自己的女儿伴姨，在十一年前经媒人说合后，与元凯的儿子交换了婚书，定了婚。但是，过了这么多年，元凯家始终没有来迎亲！当年写婚书时，伴姨还是一位年仅13岁的少女，等到现在，她已经整整24岁了。

婚书是定婚过程中“男家致书礼请，女氏答书许讫”的书信往来，它与今天结婚证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证明了男女双方在婚姻中的合法地位。所以，和元凯家交换了婚书，伴姨就是法定意义上是元凯家的儿媳妇了。即使过了十一年都还没有举行婚礼，伴姨也不能另嫁他人。刘老汉又气又恨：“我女儿因为一纸婚书，守了十一年活寡，耽误了大好青春。求青天大老爷还她一个公道！”

这个案子着实棘手。太原知府也没想到，世间还有如此心大的人、不靠谱的事儿！最后知府决定，把案子上报中央，让主管全国民生的户部官员们来处理。户部开会研究之后，有了结论：限元凯家在三十天内，将伴姨迎娶过门；否则，婚书无效，伴姨另行改嫁。这样的判决是不是轻了点？“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户部只能这么判。

按照当时法律规定，元家一味拖延，没来迎娶，不算悔婚，也就不违法。所以，户部只能依据婚书，催促两家完婚，却无法处罚元家补偿伴姨这十多年来的精神损失。

至治三年（1323年）,《大元通制》颁布，里面有这样一条法规：五年无故不娶，即宣布婚书无效。

从口头婚约逐渐形成文字婚书，法律效力更强

唐代法典《唐律疏议》规定：“诸许嫁女已报婚书及私约而辄悔者，杖六十。”也就是说在唐朝，“私约”即口头婚约和婚书差别不大。

唐律还规定：“虽无许婚之书，但受聘财亦是。”也就是承认了以聘礼为基础的事实定婚行为。没有婚书，仅仅依靠私约或者交换聘礼构成的定婚行为，极容易引起争议，要是有一方不按口头约定行事，要更多的彩礼钱，甚至耍赖悔婚，就难免要闹到公堂了。

《元典章》中就有这样一个案例：至元十年（1273年）,郭伯成状告李仲和的女儿李丑哥，说她犯了重婚罪。事情要追溯到四年前。当时，郭伯成通过媒人撮合，为儿子郭驴儿和李丑哥定了婚。郭伯成嫌麻烦，就没有写婚书，而是直接把聘礼送到了李家。不过，因为两家孩子年纪都小，所以没有正式把儿媳娶过门。没想到第二年，李仲和又收了聘礼，把女儿嫁到了石家！

自己的儿媳转眼成了别人的妻子，郭伯成当然不肯罢休。受理了案件的官员也支持郭伯成。李丑哥和郭驴儿之间，虽无婚书，但已有聘礼，属于法律承认并保护的事实定婚。按照先来后到的原则，李家和石家的婚姻无效。鉴于石家不知道原委，因此最终判处李丑哥嫁给郭驴儿，并退回石家聘礼。

追根究底，李丑哥重婚案的发生，是因为定婚双方没有文字婚书。为了重新规范民间结婚行为，减少争讼和摩擦，从元朝以后，政府正式规定：今后结婚，私约不再算数，必须要写文字婚书。

为了规范婚书，政府甚至还出台了相应的格式规范。“自聘定后，择日成亲，所愿夫妻借老，琴瑟和谐，今立婚书为用者。”这句话常出现在元代婚书最后，美好的祝愿前面，其实是冷冰冰的内容：彩礼金额。男女双方、主婚人、媒人、证人等都要在上面签字画押，以防日后赖账。

婚书背面，有硕大的“合同”两字，一式两份，双方各自收好。如果婚书词句朦胧不清，或没有按规定签字，或背面缺少“合同”字样，都会被视为假冒伪劣，婚姻无效。

婚书格式逐渐走向简化

对于婚书上虚词套话、家庭背景的省略，在清末更加彻底。宣统时期的民间婚书格式，就异常简单：

请书式

仰候玉音：眷姻弟某某某率男某某顿拜

冰人某某

乾命某年某月

宣统年月日

允书式

谨蒙金诺：眷姻弟某某某率某女顿拜

坤命某年某月

宣统年月日

婚书内容的改变，体现出传统婚姻观的改变：不再把婚姻当作一种家庭乃至家族间合作的渠道，而是逐渐开始重视结婚当事人。越来越简单的婚书，见证了越来越人性化的婚姻。

民国出现了统一格式的结婚证

随着西方婚嫁习俗的传入，以及社会制度、文化思想的剧烈变革，民国的婚姻制度发生了巨大改变。传统的婚书，被政府统一规范印刷、一式两份的“订（结）婚证”所取代。而婚姻双方的个人意愿，也被明文写入婚书当中：“经双方同意”，“今以双方意志相投，性情相契，堪与偕老”。订（结）婚证可以在书店或者纸铺购买。

古代婚书开头结尾常有“乾坤定矣，宜室宜家”，或“伉俪之谐，允为好之”一类的句子，大多出自《诗经》《仪礼》。民国时官方订制的订（结）婚证上，也延续了古代婚书以诗句祝福的方式，于是才有了那些“民国最美婚书”。

只有当婚姻完全建立在两情相悦的基础上，关心并尊重男女双方的感情时，婚书才谈得上是“最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