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 建国门老钱局胡同

1958年，是个大跃进，大折腾的年代。东四三条我们住了不到一年，就又搬到了建国门里老钱局胡同，我也转学到了附近的盔甲厂一小。

老钱局胡同，得名于胡同南侧的清铸造钱币工厂，胡同呈东西走向。我家搬来时，胡同的南面是1953年建成的农业部六层红砖大楼。胡同北面与农业部大楼相对的，是一溜独门独院的小洋楼。我们东四三条的三家人，全都搬到了最东边的那栋二层小洋楼里。原来住正房的那家住一层，我家住二层，原来住东耳房那一家，住在东墙根的一间平房里。

打开小洋楼的后门，就是楼梯间。从楼梯间爬上二楼，正对楼梯的房间是客厅，迎面一溜全是亮堂堂的玻璃窗户。推开窗户，近观时，窗外树影婆娑，放眼远望，房舍行人尽收眼底。每当高瞻远瞩的时候，我的心情格外地舒畅。回身可见卫生间，妈妈用厚纸板做了个罩子把白瓷蹲坑罩上，卫生间就兼做了厨房。西间大姐和王元住，西间北面还有间很深的储藏室。东间大些，我和妈妈、妹妹三人住。向窗外望去，墙外是一个平房独院，一位妈妈带着几个孩子生活。院子里有个水龙头，两个比龙头高不了多少的大男孩，常在龙头下的水池里自己洗衣服。

院外，就是农业部大楼前面的水泥广场，清净整洁，我也常把小外甥放在竹推车里，推出去玩。身后的半截胡同里，一帮小男孩做完作业，用书包当球门柱，摆两个球门。然后，几个人追来追去，你争我抢，踢得热火朝天。我刚来，人生地不熟，对踢球也没兴趣，但小伙伴们在一起的亲热劲，实在让人羡慕。一出神就坏事，一个大妈在后面嚷嚷：“这是谁家孩子掉地上啦？”我一回头，大妈说我那。再一瞅，外甥不知啥时候掉地上了，赶紧抱起来哄哄，又把他搁回车里。

后来，我跟这帮孩子慢慢半熟脸了，便跟着他们踅摸地上的香烟屁股，捡够一捧，才一起送给胡同南边门洞里的那位白发老先生。我们几个小孩或蹲，或站，或坐在大门槛上看着老人撕开烟头，把里面的碎烟丝都抖搂到一个旧铁皮鞋油盒子里。然后，从兜里摸出一片裁好的窄报纸条，捏几捏刚抖搂出来的烟丝放在纸片上，就手一卷。再用左手捏住纸卷一头放到嘴边，伸出舌头，沿纸边舔点唾沫，再伸出右手攥着另一头把烟纸捻紧。撕去大头纸捻，把小头嘬在唇边，拿出火镰，打火点燃。老人憋了一口长气，才把第一口烟慢慢吐出，然后扫了我们一眼，看着面前的几双眼睛早已饥渴难耐，老人满意地点点头，右手掸掸烟头，开口讲故事，都是我们百听不厌的《三国》和《水浒》里的故事。

老钱局胡同离崇文门很近，老北京有个讲：“崇文门进酒车，宣武门出囚车”，这是因为在当年北京南郊大兴县有很多酿酒的作坊，酒车都常常从崇文门进城。但是崇文门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作用，就是收税关口，这九门中的八门都是启闭有时，而崇文门是差役守卫，永不关闭。崇文门深深地吸引着我的是他那高高的城门楼子。有一天下午，我终于转到了城墙的砖梯前。别看城门底下车来人往，城墙上冷清清连一个人影都没有，风吹蒿草凄凉无比。城门楼子里，上楼的台阶超高，楼层的面积有操场那么大。爬楼时心扑腾扑腾地跳，眼不敢不瞅更不敢乱瞅，不知那一脚能踩着死尸，也不知那根柱子后头藏着冤鬼，心里头一直捏着一把冷汗。爬上最高一层后，我试乎试乎却没敢往楼下看。怕坏人看见成门楼子上有小孩，上来逮我。

沿老城墙的南墙根往前走，过去有德国人的坟地，这里很偏僻，没人爱来。斯诺夫妇曾住在这里的盔甲厂胡同，《西行漫记》就在这里诞生。这里还有从崇文门内大街东侧一直流到南城根的泡子河，泡子河过去是跟通惠河通着的，泡子河沿岸不光有寺庙，还有一些私家的园林。清朝灭亡后，泡子河地区逐渐沦为贫民区。从北京内城流到这里大量的生活污水、垃圾，使几个泡子成为死水。日寇侵华时期，在贡院以南城墙又开了一个豁口叫“启明门”(今建国门)，修建东西道路，断了北部来的水源。这里只剩下几段臭水沟，臭气熏天，所以在解放后城市的治理过程中就被填埋了。

1958年以前，现在的北京站前街北口的中心位置，是四条街道汇合的十字街口，就是当时的“闹市口”。：东边街道叫“东观音寺街”；西边街道叫“西观音寺街”；北即“方巾巷”再接“朝阳门南小街”。1958年，为迎接建国10周年，北京开始扩宽东西长安街，同时兴建北京站等十大建筑，闹市口周围属拆迁地区，于是这里的部分住户开始搬迁，闹市口消失了，北京站前街上的五座洋楼小别墅消失了，迁走了数以百计的住户……。

徐悲鸿曾经在这里的东受禄街生活过。徐悲鸿当时在东总布胡同的“北平国立艺专”当校长，他住在这儿离国立艺专很近，上班比较方便。1954年，徐悲鸿故居改建成 “徐悲鸿纪念馆”，周恩来总理亲书“悲鸿故居”匾额。这也是第一座在美术家故居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个人纪念馆。1966年“***”开始，原纪念馆被拆除。1973年，在周总理的指示下，新馆于西城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