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医家张介宾说他听说孙思邈传下来一种说法：“不知易，不足以言大医”，由此可看出易与医很早就已相通相融、同源同理。回顾时贤关于医易关系的相关研究和论述，不难发现绝大多数以“医”的身份思考，视“易”为“医”的工具、参照、借鉴和资源。如果从“易”的视角看去，属“易”的“医”又是怎样一幅图景呢？

易医

1“易医”，多是“大医”

“易医”可以说是古已有之，且基本是“大医”，比如隋唐时期的杨上善、孙思邈，宋金元时期的刘完素、朱震亨、李杲，明代的张介宾、赵献可，清代的黄元御、陈修园等，都是当之无愧的“大医”。分析来看，“易医”之所以是“大医”的概率如此之高，至少有三大原因：

第一是易与医在“大”上的高度契合。从《周易》的“大人”到中医药学的“大医”，思想高度、思维方式是高度一致的。《周易》里描述的“大人”是：“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是与天地、日月、四时、鬼神相合的一种有大胸襟、大能力的人。《黄帝内经上古天真论篇》也讲“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和于阴阳，调于四时”，“处天地之和，从八风之理”，“法则天地，象似日月，辨列星辰”，即与天地、日月、四时、鬼神相合。《周易》是教人学为“大人”，中医药学教育医生学做“大医”，其根本精神上是一致的，都讲与天地阴阳、时序空间的合一与和谐。这种合一、和谐体现在医者身上就是一种“大”的风貌。

第二是易与医在“心”上的高度契合，即《周易》与中医学的目标、发心上是一致的。中医学的“大医”目标不局限好医生的概念，用孙思邈的话说就应该是“苍生大医”，他在《大医习业》里描述了“大医”的深厚的学养和业务素养，在《大医精诚》里描述“大医”的高尚的医德和生命意识。《周易》的目标是“生生之谓易”“开务成物，冒天下之道”“继善成性”“崇德广业”，做到这些还要“仰观俯察”，进德修业。在“生生”“济生”这个目标上，易与医又一次相通。回顾历代“大医”，不论是通医之儒如范仲淹、王安石、沈括、苏轼等，还是出儒之医如许叔微、王执中、李时珍、朱肱等；不论是道门良医葛洪、陶弘景等，还是医门高道如皇甫谧、孙思邈等；不论是通医的高僧大德如鉴真法师，还是精通佛学的著名医家如喻嘉言、程国彭等，他们都造诣精深，都怀着一个“救苍生”的“大医”之心。

第三个原因是易与医在“道”上的高度契合。据北京中医药大学著名医易专家张其成教授的观点，“易医”是以易学为主干，以医学为载体，以儒道佛为支撑，以阴阳中和为核心理念和价值观，以取象运数为思维方式，以修心健体治未病、医人济世救苍生为终极目标的一种医学流派。这种“易医”思想，与当代医学所提倡的生物-心理-社会模式、注重人文关怀、让医学回归到以“人”自身为中心、强调整体整合以最终实现“精准”的思想，是完全一致。从这个角度说，“易医”应该是超越了狭义“医”的概念，是一种以苍生为念、兼收并蓄、与时俱进的“大医学”。中医学的骨子里也是一种旨在健康的“大医学”，比如整体观，认为人体是不可分割的有机体，人和自然也是有机的统一体；平衡观，强调人体本身、人体内外环境的平衡与协调；重视治未病，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辨证论治、动态平衡和复方治疗、个体化治疗等，这些思想其实已经超越了狭义的“医”，是一种“大医学”。

2“易医”，是内求尚“中”之医

古已有之的“易医”代有传承，张其成先生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指出“对医易研究的意义切不可盲目拔高，它不可能代替中医的理论研究和‘现代化’研究；同时对该研究也不宜轻易否定，它毕竟是中医求源、求质研究中相当重要的一环。”那么，从“易医”视角看到的“源”和“质”又是什么呢？

“易医”之“源”，源于“内求”。张介宾在《医易义》中提出“内易”“外易”的概念，以天地动静变化为“外易”，以人身阴阳消长为“内易”。这样看来，《周易》偏“外易”，《黄帝内经》偏“内易”。确切地说是《周易》主论人体外，兼论人体内；《内经》主述人体内，兼述人体外。“内易”《黄帝内经》有两层含义：第一个含义是她主要论述人体内在阴阳变化的大规律，而中医学的基础就是阴阳，中医学从始至终不离阴阳。五行本质就是两对阴阳（水-火，金-木），加一个中土，阳最多的是火，阴最多的水，阳气稍上升的是木，阴气微下降的是金，土在中央。第二个含义是她主要讲“内求”，比如整部《黄帝内经》洋洋洒洒近20万言中只有13个药方，药方很少，可以看出她不是依赖药物来解决生命健康的问题，而是提倡往内求、朝自身寻找维护和回归健康的资源，《灵枢》主要讲经络相关的问题，而在李时珍看来经络是“内景隧道”，“唯返观者能照察之”，经络是靠内求、往里“看”得出来的。

“易医”之“质”，在“阴阳中和”。阴阳中和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它代表了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也是中国人的基本思维方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儒家偏阳，道家偏阴，佛家空有，易家偏中，中医学（具体就是易医学）是现存的、唯一的的集“儒道佛易”于一身又应用于人体生命科学的文化形态。比如《黄帝内经》对生命健康持以阴阳平衡的观念，生理上以阴阳来描述人的气的升降出入，升为阳，降为阴，出为阳，入为阴，升降出入平衡正常则健康；病理上中医学也以阴阳来描述，阴阳失去平衡则生病，中医大夫看病会说阴虚或者阳虚，阴盛或者阳盛，阴阳在结合五行、五脏，就能把病证分得很清楚，阴虚和阳虚的治法、方药完全不一样，阴阳弄错，那就全盘皆错。中医看病也不离阴阳，用八个字概括就是“八纲辨证”：阴阳、寒热、虚实、表里。其中，阴阳是总纲，寒热、虚实、表里是阴阳的具体体现，而寒热是定性问题，虚实是定量问题，表里是位问题。辨证论治本质上就是燮理阴阳，使人体阴阳重归平衡，恢复健康。

总之，阴阳中和是“易医”之质、之道，也是中医学的核心思维方式和核心价值观。这种源自《周易》的“阴阳中和”核心价值观不但对儒家、道家、中国化的佛家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中医学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把《周易》学通了，就可以贯穿儒、道、佛、医与诸子百家。

3“易医”，是与“时”偕行之医

“易医”代有传承，他们都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是“与时偕行”，执中守正。通过梳理历代“易医”代表性人物的具体诊疗措施，我们发现他们所用代表性方法可以归纳为两大类：一大类是与干支（时间）有关的，包括运气学说、纳甲纳卦的针灸疗法，另一大类是与卦象有关的，如用八卦归类整理的药方八阵、结合卦象内涵创制的方剂等。实质上，这些“易医”具体措施中有相当大一类是在天人相应理念下对人体的时间节律的捕捉、把握，表现出重“时”、应“时”的思想和特征，另一类是在象数模型主导下对药、方、人本质特征的归纳、提炼和创新应用，而象数模型中很重要一个要素就是“天时”。

“易医”的应时守正还表现在重要历史处境的历史担当，为应对民族危机、传统文化危机时扛起中医药继承弘扬的责任。比如晚清以来，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西方文化随之也猛烈入侵中国，中医学面临着西医学、西方科学的严峻冲击，几次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机之中，当此之际，“易医”往往是“保守派”的代表，竭力传承传统中医学。晚清有“易医”郑钦安、陆懋修等担当起弘传中医学的历史重任：郑钦安先后著《医理真传》(1869年)《医法圆通》(1874年)，以易解医，自成一家；陆懋修著《世补斋医书》(1884年)，不仅专论《黄帝内经》运气学，还创造性提出了六气大司天的理论。近代社会出现“废止旧医”浪潮的危急时刻，“易医”的代表唐容川著《医易通说》(1901年)《中西汇通医精经义》(1892年)，用河洛阐明经义、用卦象解释藏象，主张“以西证中”“西为中用”。还有另一位“易医”代表恽铁樵于1922年著《群经见智录》，提出《易经》与《黄帝内经》有着共同的哲学基础，一生操劳办学、办医，为中医传承累垮了自己。还有何仲皋、彭子益等“易医”著书立说、教学授课，都是在以一己之力传承和发展中医学，以期救中医于危亡之境。

4 当代“易医”，当为守正创新之医

在中医药迎来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时机之时，在中医药“走向科学”“走向世界”的语境下，当下的“易医”如何传承精华、守正创新？这里“守正”是根本，在当代易医则是：坚持爱中华民族、爱中华文化的深厚感情，坚持文化自信，坚持医为仁术、以人为本的精神，坚持为人类健康谋福祉的宗旨，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传承精华的“精华”应该与“守正”的内容相一致，“精华”也就是基于文化自信的“阴阳中和”核心精神、“仁和精诚”的核心价值观。

当代易医学派站在生命哲学的立场，关照生命的终极问题、健康问题，是深层次的用易学来建构医学。当代易医学仍然需要回应当代的中医学的“危机”，即中医药学文化自信的危机，中医药学丧失其文化基因的危机，主张从整体考虑天、地、人，坚持阴阳中和的价值观，主张将不平衡调和为平衡，激活人体内在的抗病能力和免疫能力，以使生命体自主朝向平和健康而展开生命历程。

当代易医在核心理念上坚持阴阳中和的观念，沿着从《黄帝内经》到杨上善、孙思邈，到金元医家，到张介宾，到近代唐宗海、恽铁樵等医易汇通大家，再到当代易医学派的脉络，不偏不倚的沿着阴阳中和的道路传承发展——阴阳中和、仁和精诚。

当代易医在传承发展上坚持开放包容、知白守黑的立场，主张中医学发展要树立中医文化自信！开放包容是易学的本质，也是当代易医的基本态度，易学是阴阳思维，不是矛盾思维，阴中有阳，黑中有白。当代易医主张既要传承中医传统，又要和当今的科学相结合——知白守黑，守住中医的思维和中医的核心价值，但要了解现代科技、包容现代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