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春天，国共两党局势越来越紧张，唐振楚（蒋介石在大陆最后一任机要秘书）把3个孩子塞进湖南衡阳乡下老家来的两顶轿子里，摇晃一百多里送到了金溪庙哥哥家。7岁的小少爷唐翼明带着6岁多的妹妹、兩岁多的弟弟唐浩明，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在台湾，唐振楚官位高升，担任过“总统府副秘书长”、“考选部部长”、台湾联合国劳工局局长等职，却30多年不得见骨肉。而唐翼明几经沉浮，成为新中国第一位研究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台湾政治大学教授。唐浩明成为写出《曾国藩》的著名作家、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曾经同样聪慧的妹妹，却在8岁时跌落马桶，死于痢疾。

好像是我把她叫死的

唐翼明已经58年没有踏上金溪庙的土地。他记得那条蜿蜒的小河金溪，开启了他对河流最初的喜爱，这种喜爱以后陪伴他走过了许多地方。他还记得，在那里他失去妹妹，远离弟弟，寄人篱下，被伯父的无数耳光打得右耳失聪。

被父母留在大陆是一场赌博。“父母觉得到了台湾，跟蒋介石关系很近的这一批人很可能要跟着跳海，要是我们3个小孩子也跟着跳海就太可怜了。如果***还有可能反攻大陆，最多几年。抗日战争也才8年，总不至于比抗战还长。伯父主动说，兵荒马乱的，他可以帮带孩子。正好两顶轿子从乡下来城里送人，会空着回去，就载着我们走了。”唐翼明说。

这一百多里的距离让唐振楚和妻子王德蕙后悔一生。

离开大陆时，唐振楚担任蒋介石机要秘书已两年多。王德蕙曾是***湖南省党部委员。之前的1945年，唐振楚从南京中央政治大学研究生部获得硕士学位，赴湖南省蓝山县任县长，年仅31岁，正年富力强时，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县政整顿。他裁撤冗余机关、修水利、重教育，亲自骑马、走路行遍全县七乡一镇。在他的治理下，蓝山县以“无盗窃、无牌赌、无摊派”闻名全省。

因政绩斐然，边远地区的县长唐振楚，连越几级成为蒋介石机要秘书。这位大眼睛的瘦削官员长得更像书生，也被下属说过像时尚青年，常西装革履，手持文明棍。

赴台湾时，王德蕙已年近四旬，很难再生孩子，后来在台湾领养了一个女儿。因牵念3个儿女，大陆的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扯动着他们的神经。唐翼明说：“父母后来虔诚地信仰基督教，很大原因是要减轻精神压力。一切都交给主来担当。”

天性顽劣的唐翼明，幼时洗澡会从盆里跳出来三四次，蹭一身泥灰，害得保姆次次上演追赶戏。到了伯父家，7岁的孩子自觉地收起顽劣，低眉顺眼。

伯父是农民，非常勤劳，农忙种地，农闲读书，还会请来老师，和自己轮换着教家里的孩子们读古文。唐翼明最早的古文教育就是从这里开始，至今感激。家里糊窗户的纸有时还是父亲唐振楚小时候临帖留下的字纸，张黑女碑，从容疏雅。

睡懒觉会挨打，背书不好会挨打……唐翼明感觉得到“伯父对我们的待遇跟对自己孩子是有明显区别的”。但如果不是后来的土改，日子也不算那么糟糕。

1951年，土改工作队入村，唱歌、喊口号、舞红旗……9岁的唐翼明觉得好玩，拉着皮尺帮他们量土地。

深秋的一天，唐翼明抬水回家，惊慌地发现大门上斜贴了白纸条，厨房开着，屋里没人。原来，伯父被划成地主，关押起来打，听说十指都钉进竹钉，还自杀未遂。伯父的田地被分掉，8间房只剩下2间。

唐翼明兄妹3人被划出去独立成一户，算作贫农，每人分到9分土地，住进伯父家被分出去的最破一间房里。9岁的唐翼明，就此成为一户之主。长大一些他才明白其中原因：按当地标准，平均每人有20亩以上土地才算地主。伯父家有80多亩土地，一家7口，平均下来只算中农。可有人眼馋伯父的土地和财产，就想出办法，把唐翼明兄妹3人独立划出来。伯父的土地除以4，刚够地主标准。

3岁多的唐浩明被介绍去衡阳城里给一家理发匠做养子，改名邓云生。唐翼明和妹妹住在透光透风的土砖房里，睡在潮乎乎的稻草床上。一口锅，没有灶，煮饭的时候兄妹要轮流把脸贴在地上吹火，满屋都是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煮出的饭还是半生不熟。没有菜，就撒上点盐囫囵吞下去。

常和唐翼明考试争第一的妹妹开始拉肚子，从一天两三次到四五次、十几次、三十几次。没有钱买痢疾药，唐翼明只有每天扶妹妹去坐马桶。一天，妹妹把屎拉到地上，砍柴回来的唐翼明依乡下习惯，随口骂了句：“死鬼，你怎么还不死！”

第二天，唐翼明砍柴回来，妹妹已经从马桶上筋疲力尽地倒在地上，死了。

“好像是我把她叫死的。”这成了唐翼明心头永远的伤。

落榜的全省第二名

1954年，唐翼明考上初中，是全村唯一的一个。他根本没想过会有钱去上学。失去弟弟妹妹后，他再去伯父家，更被嫌弃。此时，父母给伯父的赡养费又寄不进来了。

一天，乡长把唐翼明叫去，问他：“你想去念书吗？你妈妈在香港，你可以让她寄钱来，我们政府允许这个。你现在相当于是个孤儿，你妈妈寄钱还可以减轻我们国家负担。”

在香港的其实是他妈妈的一个朋友。当时大陆可以寄信到香港，不能寄到台湾。有家属留在大陆的***官员，大都会想办法找一个香港朋友，帮忙转信、转钱。

妈妈给伯父寄过钱和信，唐翼明并不知道。土改期间，乡里扣下了妈妈的信。此时，乡长从柜子里翻出信，让唐翼明抄下地址。果然很快联系上了妈妈，也收到了上学的钱。

接下来的难题是如何去110里以外的新民中学，唐翼明听说那个叫呆鹰岭的地方离衡阳城很近，却没有人能告诉他怎么走。12岁的唐翼明天没亮就守在村子的石板路边，等待做小生意的挑夫路过，希望跟着他们去城里。

终于等来了一个挑担的汉子。唐翼明迈着小步子紧跟在后面，赶不上只好小跑。8月，太阳似火，他很快流起鼻血，连呼吸都困难起来。那汉子停下来，用井水浇帮唐翼明止血，并请他吃了饭，分开的时候说：“不要怕，你这个奶仔（孩子）有出息，将来中了状元不要忘了我啊。”一直走到太阳下山，唐翼明终于到了学校，第二天腿肿得很大。

新民中学离衡阳城有10里路，唐浩明就在那里。唐翼明已经3年多没见弟弟了，他很怕真的丢了这个唯一的弟弟。

唐翼明摸索到衡阳二中理发匠邓家，也不敢说是亲哥，只说是表哥。唐浩明的养父母并不希望捅破这层关系。以后，唐翼明每月去看望一两次，每次看完，就给妈妈写封信汇报弟弟的情况。

唐浩明在邓家没有兄弟姐妹。他第一次记住这个哥哥，已经是1957年，11岁了。此时，唐翼明以第二名的成绩考进了当时公认的湖北最好的中学——武昌实验中学。

走在布满夹竹桃的红石大道上，唐翼明踌躇满志。他在任何考试和比赛中都所向披靡，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即使因为出身不好，不能入团，不能当班长，也可以当技术干部课代表。这让他几乎快忘记自己的身份——“外逃的***分子”的“狗崽子”。

高考后，唐翼明信心十足地报了中国科技大学地球物理系，他已经不屑北大、清华，他一心学科学，理想是拿诺贝尔奖。可放榜时，连专科名单上都没有他。更绝望的是，后来他知道，自己的成绩是全湖北省第二名。

他躺在床上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一切的努力都失去方向了。

中学的校长留下了他，让他教初中俄文。18岁的唐翼明给十三四岁的学生们上课，开始了中学教师生涯。

艰辛治学生涯

唐翼明再一次见到弟弟，已是5年后了。1962年，正是饥饿引发逃港浪潮时。“我妈妈听到消息说，去往香港的通道政府会放开一个礼拜，赶紧写信让我去广州。她立刻从台湾赶到香港等我，让我趁这个机会过去，什么都不要带。”

唐翼明向学校申请的理由是妈妈害了重病，在香港开刀，需要亲人签字。学校坚决不肯放行。唐翼明又申请说那让我到广州，至少可以和妈媽通电话。那时，广州有电话可以直接拨通香港，武汉没有。学校终于批准。

赶到广州时，“那个通道已经关掉了。我不会讲广东话，很快就会被人识破，只好先找个旅馆，住了半个月。妈妈很着急地想办法，最后说要弄个假护照。可弄到手时，我已经回武汉了。妈妈气得晕倒。”

回武汉前，唐翼明路过衡阳看望弟弟。唐浩明隐约知道了些自己的身世，毕竟父母是衡阳名人，不时有风言风语传入耳朵，但他并不多问。他从小是听话的孩子，也像哥哥一样得演讲比赛奖、作文比赛奖，但他拿得最多的奖却是哥哥从来没有得过的“三好学生”。

这大概决定了两人将来研究方向的差异。喜欢飞扬跳脱的唐翼明研究飘逸潇洒的魏晋文学，倾向沉稳温和的唐浩明研究最守规矩的曾国藩。

1965年，唐浩明考大学。考前一年，哥哥跑到衡阳，劝这个从小喜欢文史的弟弟考理工科。许多年前，母亲就在信里说，要科学报国，文史太虚，理工更接近国计民生。没说出来的话是，意识形态很危险，应该远离，学个一技之长。

唐浩明也知道，考文科的政治条件要求比较高，理工科宽松一点。

“我很想上大学，学文还是学理是第二位了。”填满的二十几个志愿里，南京的华东水利学院录取了他。

1967年寒假，唐浩明从学校回衡阳，在武汉停了一晚，第一次去看望哥哥，谈了半夜。兄弟俩把关系几乎说开了，却还是没敢捅破那层纸。

“***”的危险气息近在眼前，两人约好不再见面、写信、打电话。唐浩明说：“这件事10年以后才能说。”后来再见，果然相隔近十年。

养父亲口告诉唐浩明他的身世。针对养父的大字报很快贴了出来，罪名是收养***高级官员的儿子，追查***高官是不是交给养父什么任务。还好他们连面都没见过，调查不出来什么，也就算过去了。

唐翼明则没这么好运。他被无数次押上小桌批斗，学生们的拳脚、石头、棍棒招呼上来，重重的大牌子挂在脖子上，一点点嵌进肉里。唐翼明最喜欢的一个学生，把脚踏上他的背，踩了8个小时。

唐翼明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发生在1978年。

中央决定招收第一批研究生，但只限理工科。不久，教育部补发了通知，说文科也招生。报考最高年限36岁，正是唐翼明的年龄。他仔细读着邓小平的两项指示：一、不计较学历，有同等学力即可；二、不纠缠考生家庭出身，只要本人没有犯过大错误。他相信这次机会真的来了。

唐翼明边上班边准备，3个月后，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武汉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师从胡国瑞，同学六七人，里面有后来的知名学者易中天。

唐翼明立刻打电话给弟弟，唐浩明高兴得不得了，立即跑到武汉见哥哥，说自己明年也要考。

此时的唐浩明，连念书带工作，在水利部门已经待了14年。做技术干部，经常去乡下查勘水库、渠道、渡槽、涵洞。他并不喜欢这些，更愿意闲了去单位图书馆翻文史书，看看市面上罕有的《二十四史》。除了唐浩明，没人借这个，每本都是崭新的。

第二年，唐浩明考上华中师范大学古典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兄弟俩终于团聚。

1979年1月，中美建交。但文科生尤其是中文系学生赴美留学还是不可能。唐翼明向武汉大学保卫部提出申请，要去美国探望父母。半年后，保卫部才傲慢地回复：“不要想去什么美国，公安厅不批准。”

此时，父亲唐振楚是台湾“考选部部长”。初中后一直跟妈妈通信的唐翼明从来没有跟爸爸通过信。妈妈说他们离婚了，唐翼明的心里有了恨意。其实，那是妈妈说的谎言，他们怕仍在***里做官的爸爸会给大陆的兄弟俩带来灾难。

唐翼明决定给中央写一封信，把不让探亲的事捅到最高层。几经辗转，终于得到公安部副部长亲自批准赴美探亲。

为了赶在签证日期1981年3月过期前到美国，唐翼明申请了提前毕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拿到文凭的硕士研究生，答辩规模几乎空前绝后，考一个硕士，请来9位教授（实到8位）。学校大礼堂里挤满三百多人，太多人想看看研究生答辩该怎么进行。

1981年，唐翼明进入父亲就读过的哥伦比亚大学，后来师从著名学者夏志清。10年后，他拿到了博士学位。为陪侍父母，唐翼明赴台执教，成为大陆去台湾的第一个教授。

哥哥花10年时间读博士时，弟弟也用10年时间做了一件事：研究和书写曾国藩。

1982年，唐浩明毕业后进入岳麓书社做编辑，一年多后开始担当《曾国藩全集》的责任编辑。曾国藩生前留下的大量批牍、奏稿、家书、公文等，一直封存在当时的湖南中山图书馆里，满屋厚厚灰尘。年代久远，资料已经纸脆卷黄，甚至被蛀虫咬得支离破碎，每翻开一页都得小心。图书馆不同意出借。唐浩明就把社里唯一的复印机用板车拖到图书馆，一页页地复印了近半年。连图书管理员都感叹：“从来没有看到有哪个人这样做死地搞事。”

唐浩明无数次到相关科研院所找资料，搜罗的资料与后来全集实际成书的1500万字，比例大约是10∶1。《曾国藩全集》1984年推出第一本，到1994年出齐，共30卷。

一字一句啃读的笨拙读书方式让唐浩明看到了太多历史的细枝末节，这是历史学家们常常忽视的。他写起了曾国藩研究论文，曾国藩不是后来所说的汉奸和历史罪人，也不是先前所说的“一代完人”、“千古楷模”。读着曾国藩留下的文字，唐浩明感受到了他内心深处的抑郁悲凉，那种理想和所处时代之间巨大的矛盾。

1986年，唐浩明开始动手写小说《曾国藩》。为了有更多时间，他辞掉了副总编的职位。白天编全集，晚上写小说，忘记了休息日和过节。他也不确定能不能出版，更没指望会有多少稿费，“我有工资的”。

4年后，1990年8月，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的第一部先在台湾出版，因为大陆这边出版社迟迟不定能不能接受这种史观。3个月后，湖南文艺出版社以《血祭》为名也出版了这本书。随后两年，出版了第二、三部。

小说受到的欢迎程度出乎唐浩明意料，几乎整个华人世界都在谈论它。正版总印量超过一百万册。

近30年研究同一人，唐浩明说这是古话“一经通”：“如果你真正弄懂一部经书，其他的都会融会贯通。曾国藩是中国文化集大成者，你弄通这段历史，也会弄懂中国的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