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教信仰是苗族传统社会的主要信仰形式，它的影响在苗族社会中至为深远。巫文化是苗族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苗族的巫文化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受到汉文化的强烈影响。

例如在算命时，一个人如果命带魁罡，就被认为应当要做巫师的。在这种情况下，算命先生会劝他去拜师学巫，否则会多灾多难。算命术就是从汉文化中学习而来。魁者，鬼也，命中有鬼，就是要与鬼打交道，与鬼打交道的人，也就是巫师了。

所谓命带魁罡的说法显然来源于汉人社会的信仰系统。

不仅一些汉人信仰系统的概念，甚至一些汉人社会的鬼神形象也进入苗人社会的信仰系统。贵州黔西县铁盔乡的杨群秀在重病之后成为米腊（类似女巫）。杨群秀生了三年病，神经恍惚，感到有一个象人一样的“关天师”教她看病，有人来找她看病时，就用一碗清水，烧了三张钱纸放在水里，在碗上画一个十字，病人吃了果然生效，她自己就变成了米腊。[7]“关天师”也是被汉人社会神话的关羽。一个明显的汉人的神，奇异地进入了苗人的鬼神世界。按照岑秀文先生的记述，杨群秀是“文盲”。她是怎样将关公演变成“关天师”，进而强烈地信仰自己的特殊能力，这很值得思考。这里提供了一个汉人的神祀被揉进苗人的信仰系统之中的案例。

赵崇南先生在贵定县仰望乡调查时发现仰望乡苗族群众的观念中，存在着四十几种鬼。“这些鬼，有名有性，来无影，去无踪，专干坏事。它们是人、畜患病的根源，当人、畜患病的时候，只有通过人与鬼之间的使者——鬼师和巫婆的活动，通过一定的禳解仪式，才能将鬼驱走，以保人、畜平安。”此外，还有几种神。它们是土地神、灶神、保家神、保寨神、门神、财神。神的观念受到汉族影响较大。苗人鬼、神观念的分离在汉巫的介入完成下。“一百多年前，当地先后来过两个汉人：王南轩、洪孝庭，他们在仰望办私塾，并传授阴阳术祭神。”

而当地所祭祀的几个神灵就是来自汉人的鬼神系统，它们数量很少。赵崇南先生发现仰望乡苗族群众中的有很强的巫蛊信仰。

李汉林所著《百苗图校释》中也频繁提到近现代苗人文化在汉文化影响下如何发生改变。

苗族学者李炳泽从语言学角度指出明清以来汉文化对苗人社会的巨大影响。

今天在很多苗族地区看到供奉“天地君师亲”的牌位，对于汉人鬼神观念的影响不言自明。石启贵先生很详细地谈到苗人迷信鬼神。在《湘西苗族实地考察报告》“宗教信仰”一章中，石启贵描述了湘西苗人地鬼神系统。

今天重读该文，可以得知苗人社会的信仰系统非常明显地参杂着汉人的鬼神观念。

吴晓东先生注意到苗人社会巫文化中汉文化影响的显著存在。他指出,“石启贵生的《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一书，在搜集苗族文化资料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雄，也存在着某些不足，譬如他在搜集苗族人所祭祀的神鬼时未能指出哪些是苗族自生的，是由苗巫师来主持的祭祀的，哪些是外来的，是由汉巫师来主持祭祀的，而只是将当时苗族所祭祀的神鬼一一列举出来，因而把苗家神谱系大大地扩展了，后来的学者也就错以为其所列举的神鬼都是属于苗族文化范畴的。”

但是，对于普通苗人而言，他们是不能区分的。他们进行了祭祀就是代表某种程度的信仰。苗巫和汉巫都被苗人认可就说明了苗人民众的信从。当然，这种情况也是汉人鬼神被苗人内化的结果。

《苗族古歌古词》下集《神词》中有一部分鬼神可以看出是汉人鬼神，甚至其中有几小段就是用汉语吟唱汉人鬼神的。

不仅鬼神观念可以通过巫师移植。甚至，“蛊”的观念可以通过汉人对疾病的诊断直接引入。笔者在黄平县加巴调查时，访谈一位自称被放过“蛊”的村民。被访谈者自述了被放“蛊”的过程和痛苦感受，之后笔者询问了如何治愈这一病痛。令人惊讶的是，这一疾病不是由巫师来治愈的（因为他原来就不信鬼神，信仰唯物主义），而是一个知青卫生员。当痛苦缓解之后，该村民问知青病痛的原因，知青告诉他，他中“蛊”了。这是一个确实的汉人用汉语表达的“蛊”的概念。一个受过无神论教育的苗人在特定的病痛经验下、在一种新的“相信科学”的心态下，接受了“蛊”的概念，而他的家人亲友也同样接受了这种外来的概念。

另一个中蛊的例子则是发生在一个汉族女孩身上。2004年夏天她还正在黄平县重安中学准备期末考试。由于学校离家很远，只有到周末她才能回家。就在考试前两个星期，她回家的路上有两个人喊她的名字，她都答应了。结果回到家以后就重病了。她的奶奶知道她是中蛊了，立即给她药吃，并询问是怎么中的蛊。女孩并不知道是谁放的蛊，但是她自己相信自己被人害了。很快她遭人放蛊的经历就在年级几个班之间传开了。这些孩子开始秘密交流各种关于蛊的信息。在重安中学，大部学生的是苗族，此外有一些革家学生和汉族学生。这样关于有少数苗人放蛊的传说就被多次再生产，并在学生中传播开来，他们已经不在使用“药”的称呼而是直接使用“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