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金石家、书画鉴赏家周亮工论及宋代印学尝言：“此道与声诗同，宋元无诗，至明而诗可继唐；唐宋元无印，至明而印章可继汉。”清人陈克恕所著《篆刻箴度》亦延此说。三百年后的傅抱石先生在《中国篆刻史述略》有“隋唐以后的朱文印，则面目全非，是以‘诎曲盘回’为主，偏重正齐和对称的。”三家论说举此而遗彼，几近偏废。

印学盛于秦汉，明清篆刻流派的发展更是对“印宗秦汉”观念性突破，但舍去宋印而割断历史，将无法诠释明清文人篆刻所依托的风格来源。宋初开国后出于对唐末以来武夫横行这一积弊的痛切认识，倡导以德治国，文治天下。两宋江山三百余年，于文艺类足可媲美盛唐，宋诗虽不及唐诗，但远在明清之上。词更成了两宋标志性文学体裁。文学成就最高的唐宋八大家，唐代只有韩柳，而宋占据六家。两宋宫廷设立了完整周密的翰林图画院，书画艺术更是灿烂完备，而两宋印学置于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岂有不兴之理。宋徽宗、高宗偏爱书画，内府书画鉴藏印记更是蔚为大观。皇帝迷恋书画更成了一种风尚导向，文人学者参与实践则是将印学向前推演的关捩，使两宋成了印学史上无可替代的转折点，更影响了“元朱文”印风的形成，可谓柳暗花明。

一、两宋内府用印

隋唐人鉴定书法时很少有钤盖鉴藏印的先例，只是在法书字迹上或副页上签署姓名，表示经其过眼鉴定过，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叙自古跋尾押署》记载：“前代御府，自晋宋至周隋，收聚图书，皆未行印记，但备列当时鉴识艺人押署。”“押署”，顾名思义即花押署款是也。如王羲之《丧乱帖》右下旁徐僧权押署，王徽之《新月帖》后满鶱、姚怀珍押署，王羲之《二谢帖》“良不”与“再拜”之间姚怀珍“珍”字押署，特别《奉桔帖》押署有隋代的诸葛桢、柳顾言、智果以及宋代的欧阳修、韩琦等十多人。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押署无疑会污损古人法帖，但古代鉴藏制度尚未完善，检历代印记可知，直到北宋以后才逐渐以鉴藏印代替了押署。

王羲之《奉橘帖》

宋沿袭南唐旧制，于内侍省下设翰林院，总天文、书艺、图画、医官四局，复兴了书画也丰富了内府的收藏。据南宋邓椿《画继》所载，宋太宗端拱元年（988 年）法书名画已蓄数千卷，及至徽宋朝历经七朝141年的搜集庋藏，内府所藏书画充牣填溢，百倍先朝。

宋徽宗广收天下书画珍玩，扩充翰林图画院，内府庋藏历代名迹，达到了前所未见的丰赡，并诏文臣编纂《宣和书谱》、《宣和画谱》与《宣和博古图》。宣和内府不仅荟萃天下之珍，宋乔年、米芾、蔡京、梁师成、蔡卞等倾力于内府所藏的书画保护和整理，重新装裱编成卷帙，宋徽宗亲自题写标签，分级入藏。从现有传世书画名迹获观鉴藏印记有：1．“御书”葫芦形印一枚；2．“双龙”圆形印一枚；3．“宣龢”连珠印一枚；4．“政和”长方形印一枚；5．“宣和”长方形印一枚；6．“政龢”连珠印一枚；7．“内府图书之印”九叠文大方印一枚；8．“双龙”方形印一枚；9．“宣和中秘”长圆形印一枚；10．“御书”长方印一枚；11．“御书之宝”印；12．“大观”印；13．“重和”印。而前七方印近代称“宣和七玺”，特指“宣和装”手卷上恒定钤盖七枚鉴藏印，印文只在钤“政和”印处偶尔调换“大观”、“重和”、“双龙”印，而钤印位置不变。有荒谬者提出“宣和十几玺”说法，殊不知不能以用印多寡曲解“宣和七玺”之义。

宣和手卷格式为标准的五段式：青绿色绫天头，黄绢前隔水，书画本幅，黄绢后隔水，白宋高丽笺尾纸。传世的宣和旧物中，保存相对完好的作品有北宋梁师闵《芦汀密雪图》卷，堪称宣和内府装池之标准件。清代高士奇在其《江邨消夏录》对“宣和装”格式、材料纸绢、签署等记载甚为详尽，徐邦达先生亦深有研究（附图）。甚多书画巨迹经南渡后，通过裁割、拼配甚至将原有的宣和题印割弃改成了南宋“绍兴装”式，如唐怀素《论书帖》卷、唐杜牧《张好好诗》卷、五代杨凝式《韭花帖》卷、五代卫贤《高士图》卷等例。南宋至明清，多数著录并不把“内府图书之印”记入宣和诸玺之列，如周密《云烟过眼录》、顾复《平生壮观》等。

高士奇《江邨消夏录》卷一

宣和七玺与宣和装钤印排列

宋徽宗赵佶瘦金书

靖康之变后，高宗朝对书画的重视不逊前朝。内府鉴藏印记可见的有：“建炎”连珠印一枚、“绍兴”连珠印六枚、“干卦”卦象圆印一枚、“御书之宝”九叠文大方印一枚、“内府书印”九叠文大方形印一枚，“御府法书”大方形印一枚、“德寿宫书籍印”九叠文大方形印一枚、“德寿”连珠印一枚、“紫霄殿御书宝”大方形印一枚、“睿思东阁”大方形印一枚、“睿思东阁”九叠文大方形印一枚、“奉华堂印”九叠文大方形印一枚、“损斋书印”大方形印一枚、“机暇清赏”大方形印一枚、“内殿秘书之印”大方形印一枚、“御书”白文印一枚、“睿思东阁”白文印一枚、“机暇清赏”满白文印一枚、“真阁”白文葫芦形印一枚。宋理宗时内府尚有“缉熙殿宝”大方形印一枚、“缉熙殿书籍印”、“内殿文玺”、“御府图书”（《文苑英华》宋刻孤本，中华书局影印本）。据徐邦达先生考证，“绍兴装”内府印大部分钤于本幅末后下半部，绝无例外。其部位不合常规的，必为后人作伪。

宋高宗《赐岳飞手敕》台北故宫藏

宣和殿宝 宣和中秘 双龙印 御书葫芦印

睿思东阁 睿思东阁

政和 紫霄殿御书宝 绍兴

二、两宋私家鉴藏印

《宋史•印制》云：“两汉以后，人臣有金印、银印、铜印。唐制，诸司皆用铜印，宋因之……大中祥符五年诏，诸寺观及士庶之家所用私记，今后并方一寸，雕木为文，不得私铸。”宋代私印传世的实物极少，这与诏令私家印章材料只能用木质有关，而木质印章易腐、易烧、易破损，很难传世。有趣的是在宋以前木质印章是作为明器用来殉葬的。禁止私铸印章从客观上也促使了其他材料的运用，如玉石、象牙、玛瑙等硬质材料，但这种材料的昂贵自非庶民可据有。

由于北宋文人们喜好风雅，拓展了印章的使用范围，书画名款下钤盖姓名印章，书画名迹上钤盖斋馆别号印逐渐兴起。如果说东坡以“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强调诗书画三合一，那么宋徽宗、米芾倡导画家具款钤印，这诗书画印综合一体的独特性，更将文人画推向了崭新的唯美形式。

私家鉴藏印肇始于北宋。由于书画庋藏的兴盛，印章频繁使用于鉴藏活动之中，内容样式或取郡望、或取官职、或重在审定、或旨在收藏，初具大略，亦有钤盖斋馆别号印充当鉴藏印记性质的。北宋书画鉴藏印记已经成为了书画鉴定的重要依据。

欧阳修《致端明侍读书》、《尚恩帖》尺牍上所钤“六一居士”朱文印，是宋代私家用印最早的，据《宋史•舆服志》记载，治平三年（1066 年）皇帝曾命欧阳修篆写印文“皇帝恭膺天命之宝”。则“六一居士”印应为其自已篆写，另找工匠镌刻的晚年用印，成印应在宋仁宗嘉佑年间。欧阳修平时所用的“修”字印和“醉翁子孙其永保之”都为鉴藏印。早期的私家收藏印还有苏舜钦家钤盖于《自叙帖》的“佩六国相印之裔”、“四代相印”、“许国之裔”、“墨豪”、“武功之记”朱文印。两宋书画鉴藏印迹甚多，徐邦达先生过眼的有韩侂胄“绍勋”朱文葫芦印，张澄“西秦张澄”、“西秦张澄之印”、“西秦张澄家藏之宝”朱文印，贾似道“似道”、“贾似道子孙永宝之印”、“魏国公”、“秋壑图书”朱文印，“悦生”、“葫芦印”、“秋壑珍玩”白文印，以及一些不知姓名和但知姓氏或名字而无考的鉴藏家印记：“审定真迹”朱文印、“为善最乐”朱文印、“宝俭斋”朱文印、“清白传家”朱文印、“吴兴开国”朱文印、“缙云叶氏”朱文印、“？印黄裳”朱文印、“晋之”朱文印、“爽轩珍玩”朱文印、“珍绘堂记”朱文印、“强父图书”朱文印、“通行世守”朱文印、“毗陵开国”朱文印、“鉴古堂印”朱文印、“张氏图书”朱文印、“正献之裔”朱文印、“莆阳傅氏”朱文印、“清叔玩府”朱文印、“双桂方氏”朱文印等等。

六一居士 秋壑图书

三、两宋鉴藏印风格

叠篆形式：据《宋史•舆服志》，“太祖诏重铸中书门下、枢密院、三司使印。先是，旧印五代所铸，篆刻非工。及得蜀中铸印官祝温柔，自言其祖思言，唐礼部铸印官，世习缪篆……悉令温柔重改铸焉。”宋初官印沿袭了唐代印章风格又稍作改观，这种格式其实是“缪篆”的“屈曲缠绕”形式。后来，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徽宗“大观元年，又得玉工，用元丰年中玉琢天子、皇帝六玺，叠篆”。

因此，至少是从北宋末年起，叠篆就应该已被用于铸造这种宽边大印了。如“内府图书之印”、“宣和殿宝”，笔画屈曲盘叠，随字的笔划多少而折叠不等。屈曲程度由少向多过渡，至元代已发展成了九叠篆，清代甚至出现了十三叠，这图案性装饰效果，沙孟海先生在《印学史》中述其呆板得好象编织物，也象门格花窗，整齐划一，绝少天趣。北宋的私印有时也套用官印模式，如米芾“祝融之印”（非鉴藏印），不过图案美化了许多。

内府图书之印 祝融之后

2.小篆入印：宋太宗继位之后，深悉“以为文字者，六艺之本，固当率由古法”，诏令徐铉等校定《说文解字》。徐铉为南唐入宋官僚文人，为宋初诗坛盟主，影响甚大。欧阳修《徐铉双溪院记跋》评说：铉与其弟锴皆能八分小篆，而笔法颇少力。其在江南皆以文翰知名，号二徐，为学者所宗。由此可见宋初篆书崇尚小篆。黑龙江省博物馆藏徐铉《篆书千字文残卷》（宋摹本），结构平稳，笔力则如欧阳永叔所评，稍有不逮。两宋官印文字不仅为“缪篆”，而且通变了小篆。有些鉴藏印是杂糅籀篆、缪篆、小篆于一体，尚存错讹。值得注意的是，像苏轼“赵郡苏氏”、薛绍彭“清閟阁书”印文秀美雅致，元朱文其实是承其衣钵。

宣和中秘 四代相印（非鉴藏印）

清閟阁书 周公堇（谨）父

3.籀篆入印：宋太宗提倡恢复礼制，宋代公私对古器物之收集、整理方兴未艾。内府编纂《宣和博古图录》将所藏彝器绘辑成书印行。刘敞搜访先秦鼎彝十多件，考订文字，请工匠摹勒刻石、绘像，撰成《先秦古器记》。嘉祐六年（1061 年）欧阳修著《集古录》，对所藏先秦古器铭文释义。赵明诚《金石录》、黄伯思《法帖刊误》、翟耆年《籀史》、姜夔《绛帖平》等相继问世，对古代彝器、铭文籀篆文字深究，为金石学之发端。篆籀古文奇字入印备受士大夫所推重，如“绍兴”、“宣龢”、“真阁”葫芦印、“贾似道图书子子孙孙永宝之”诸印即是以籀篆或古文奇字入印样式。

真阁 宣和

4.取法汉印：金石学的兴起，使得文人普遍热衷于对古印中蕴藏的历史进行考证。《集古印谱》应运而生，汉印首次以印拓的形式示人，从而使文人们认识到自然典雅朴素之美迥异于官印图案式的花哨，对印章审美情趣得以探求，如“秋壑珍玩”白文印，印章的大小、入印文字的篆法和印面的章法处理上，皆直接取法于汉印。

秋壑珍玩

两宋公私鉴藏印审美倾向与风格是有所变化的，如贾似道“秋壑珍玩”白文印在南宋后几乎不见，宽边印已变细，繁琐几何叠篆向简明小篆过渡。常与皇帝诏对的米芾在《书史》中明确记载：“我祖秘阁图书之印，不满二寸，圈文皆细，上阁图书字印亦然。仁宗后，印经院赐经用上阁图书字，大印粗文，若施于书画，占纸素字画多，有损于书帖。近三馆秘阁之印文虽细，圈乃粗如半指，亦印损书画也……王诜见余家印记与唐印相似，始尽换了作细圈，仍皆求余作篆，如填篆自有法，近世皆无法。”米芾此时已认识到宽边粗白文体俗，钤盖于书画上最为刺目，若白文与大印聚于一行，则令阅者生厌，且污损书画。从传世名迹来分析，两宋非常严格的钤印格式和钤印原则，对传世名迹画面不宜钤盖鉴藏印的，甚至接纸钤印，虽属无奈，亦可谓两全其美。

四、两宋文人印事—以米芾为例

两宋真正在书画上大量使用款印、鉴藏印，并且所用印章名目繁多的，当以米芾为先。米芾作为两宋间享誉朝野的书画家、书画鉴定家，其交游所及包括宋徽宗在内的所有艺文界重要人物，从微观的个人身上可折射出两宋间印学发展细腻纹理，小中见大，足可深察。

《宋史》中关于米芾有甚多条记载。元丰五年(1082)以后，米芾开始寻访晋人法帖，翌年即得到王献之《中秋帖》。王羲之《王略帖》、谢安《八月五日帖》、顾恺之名画《净名天女》、戴逵名画《观音》、褚遂良临《兰亭序》、谢安《八月五日帖》均经米家庋藏。其汇刻家藏六朝以来名迹《宝晋斋法帖》，为艺林珍本。苏轼谪居海南，米芾曾为治印寄赠，苏轼《与米元章书》有：某昨日啖冷过度，夜暴下，旦复疲甚，食黄耆粥甚美，卧阅四印奇古，失病所在。明日会食乞且罢需稍键或雨过翛然时也…

米芾更喜欢钤印，自用印鉴竟多达百余枚。其所著《画史》中更有：余家最上品书画，用姓名字印、审定真迹字印、神品字印、平生真赏印、米芾秘箧印、宝晋斋藏书画其上四角皆有余家印记，见即可辨。更令人惊印、米姓翰墨印、鉴定法书之印、米姓秘玩之印。玉印六枚：辛卯米芾、米芾之印、米芾氏印、米芾印、米芾元章印、米芾氏，以上六枚白字，有些印者皆绝品。玉印唯着于书帖，其他用米姓清玩之印者，皆次品也。无下品者。其他字印有百枚，虽参用于上品印也。自画古贤唯用玉印。”印为玉质，这在当时属奢华之极了，因北宋初年皇帝宝玺内府甚至几无玉料制玺。

米芾元章之印 米黻之印

五、驳《功甫帖》所钤“义阳世家”印宋代说

《功甫帖》“义阳世家”（左半部）

在关于《功甫帖》真伪的争论中，所钤鉴藏印也是关注焦点之一。今年2月18日，上海龙美术馆在北京展示了《功甫帖》原件，并结合多位专家意见指出，《功甫帖》上两方残印应合并释读为“义阳世家”印。经图像比对分析，这一印章与台北故宫收藏的北宋徐铉《私诚帖》、北宋吕公绰《真诲帖》、北宋黄庭坚《婴香帖》等北宋名迹中的“义阳世家”印章一致。并综合认为《真诲帖》和辽宁省博物馆收藏欧阳询《千字文》中的“莆阳傅氏”、“清叔玩府”等印鉴和宋傅洵美《义阳世家事略》等宋代文献契合，更进一步把“义阳世家”印鉴的所有者归宿于宋代傅氏家族，从而使功甫帖的早期递藏出现了明确线索。

北宋吕公绰《真诲帖》

《真诲帖》右下角“莆阳傅氏”、“清叔玩府”，上方“世家”

确实，用核心证据“义阳世家”印，作为《功甫帖》的断代起点足可解决一些纷争，“以印证史”这一特定的论证手法在书画鉴定中是起着关键作用的。然而，证方通过“义阳世家”印推测“《功甫帖》为元丰四年郭正祥途经九江绕道看望苏轼，离开黄州后入狱，辗转被莆阳傅氏收藏”。并未对“义阳世家”印章本体作考证，这种印章断代方法只是主观感受的描述，毫无严密的证据作支撑，难免穿凿附会。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当下依然适合于史学、考古学、古书画考鉴等诸多学科，这是学术态度与学术规范问题。

笔者考察了两宋鉴藏印的风格及其演变，概述其大致有叠篆形式、籀篆入印、小篆入印、取法汉式四种形式。当然，两宋私印还有隶书印、楷书印，因不属鉴藏印范畴，姑且略过。“义阳世家”为白文印，布局疏密得体，刀法工稳而冲切并用，如“义”字的起笔三横，单刀直入深刻，“世”亦冲刀为主，“家”、“阳”是切刀与小冲力并用，是为石质印章才能“刻”出的刀法效果。宋代还没有用石刻印的先例，玉、铜印章主要是“辗”与“铸”以及“掐丝焊铸”三种工艺。石料刻印是元明以后才有，若从技法层面来剖析，“义阳世家”从用印文字、印章布局、石印材料、刀刻技法等均与两宋鉴藏印风格不类，故此印断非宋人所刻。另外，郡望别号白文用于作鉴藏印，至元代起始用，如元代欧阳玄“太史氏玄”、“冀公世家”、张雨“崇国世家”等等，不一而足。附宋代白文印“清白传家”、“子孙世昌”（此印后被项元汴效仿）于后，其中有与“义阳世家”用字相同而异样，识者足可明察。

元．冀公世家、太史氏玄、崇国世家

宋．清白传家 子孙世昌

宋人是忌用粗白文作鉴藏印的，其原因是对书画名迹的保护。米芾等文人早已认识到宽边粗白文体俗，且污损书画。鉴藏印罕有白文，在两宋三百二十年中大概也只有贾仕道钤盖过“秋壑珍玩”白文印。从传世名迹来分析，两宋藏家有严格的钤印格式和钤印原则。苏轼是“元祐党人”屡遭贬谪，墨迹销毁几尽，珍贵如《功甫帖》流传至“义阳世家”，为何反常地钤盖不合宋人用印常规的朱文鉴藏印？试问“义阳世家”倘若真为“莆阳傅氏”族系后辈，那为何不讲礼法地将收藏印钤盖于“莆阳傅氏”上首，这是不符合儒家文化逻辑的。

两宋内府与私家书画庋藏是收藏文化的高峰，鉴藏印在两宋已正式形成，但由于鉴藏印使用的特殊性质，印学史对其关注及专题研究尚属边缘化。笔者通过对传世书画本体以及《宋史》等可据的文献史料，考察两宋用印典章制度，论证了鉴藏印自身风格的衍变，而这也是印学研究极易被忽略的。

尽管如此，笔者认为对古代名迹的争议不要急于定论。历代鉴家对古代真伪存疑书画的鉴定，也是带有“保护”性的。所谓鉴真慎，弃之更慎！这是对学术的审慎、敬畏，也是为了保护古代作品的递传，应该给历史留些空间。综上所述，或有部分研究未尽详尽，容有疏谬之处，尚请方家不吝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