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我们的命是这么土》

作者：袁凌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01-01

这是腾讯年度非虚构作家、南方传媒两届年度致敬记者、著名媒体人袁凌辞职回乡数年写就的一份记录。

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八仙镇，这是袁凌的家乡，也是这部小说集中每个人生活的地方。他们当中有在煤矿事故中失去眼睛，一身伤痛地回到家乡的中年人；有一身旺盛青春在大山深处犹如困兽的年轻男人；有出国打工染上艾滋病客死异乡的年轻女人；也有翻越大山只为打一个电话给自己安排后事的老婆婆……这些故事来自土地，也终将被埋入土地，而袁凌用深情而克制的文字写下了他们的命运，使之得以被见证。

这样的乡村在当下中国并不罕见，这片土地曾经丰沛鲜明而神奇，而现在，它黯淡、受损、贫瘠，但几千年以来至今，这片土地依然在为生活在其中的人提供庇护与慰藉，也在为看似遥远的城市文明提供生存根基——如同我们大多数人的家乡。而那些人，他们沉默地挣扎着、卑微地祈求着、也郑重地感激着，他们不乏尊严，正如那些与我们血肉相连的父老乡亲。

我们需要一支犀利的笔写下中国乡村现状，我们更需要这样充满温度与细节的文字带我们重新回到乡村，重新认识土地上的人们。因为家乡从未真正关闭通向她的道路，认识他们，也是认识我们自己，他们的命运，也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命运。

愿我们都成为寻路者中的一人。

我常常遗憾，我和生身家乡的关系，不如我的童年伙伴们那样深厚，他们留在那里的时间更长，根扎得更深。他们的老屋或许已经空了，但没有卖掉。母亲已经老了，但还在世。总有一副床铺在等着他们，尽管春节回家后或许在熬夜打麻将。他们也有人开私家车回家，离开时在后备箱里毫无心理压力地捎满了土产。

但世事就是如此，熟悉内情的人们不出声，身处边缘的人在写。就好像地头那个姑且端茶送水的人，内心注定充满愧疚，一辈子也无法真正懂得土地。这样也就使他可以写上一辈子。很难讲这件事对于谁有意义，写东西的人、干活的人或者沉默的土地。写作者和真实世界的关系总是浪子式的半心半意，但这一半心意或许和掏心窝子来得同等困难。这可能是上帝原谅回头浪子的原因。

这个集子里的九篇小说，不大近于真正的小说，只有一些寡淡的故事。它们的共性是都和土有关，大致产生于一次回头的尝试。2005年，我辞去了北京的工作回到八仙镇乡下，这一举动来自于春节回家的感受。在一次散步中，我看到大河转弯的坡岸上建起了一排小楼房，代替了从前的土屋，水泥的外表没有装修，在暮色中很像是卡夫卡笔下的城堡。大河还在平滑地流淌，但断裂的危机感立刻抓住了我。

实际上，从我第一次看到小溪边有人家修直排厕所，危机感已经开始，直到那一刻蜕去了心痛的感触，剩下断然的确切。我想不论如何应该回到这里，至少是呆上几年，留下这个时段的见证。

回到八仙之后，我在乡下呆了一年，起初是和一位算命先生栖居废弃的粮管所，后来是在前妻家的路旁小店里，依旧是半心半意地完成了见证的过程。路旁的好地到处起了楼房，梯级水电站大坝截流，上下游的河道干涸风化了。原来大河转弯汹涌的险滩变成了一个库区。熟悉的长辈老去，进入土中，大多有疾病，有的出于绝望而自尽。路上很少遇到年轻人。土里埋的人越来越多，活人的数目却在削减。或许世事并没有变得更坏，但却也像是超出了最坏的设想。

我在粮管所和小店里写下了十来篇和土地有关的小说，但没有一直呆下去。许多次我坐在千百年流淌的河道上，心想着要陪伴它最后的岁月，却没有亲眼见证截流的那天。也一再起心买下某座土屋和几分田地，真正过农人的日子。一种不可抗拒的压力，或许是来自于断层本身，最终使我离开了那里。我仍旧是一个浪子，没有真正回到土里，也没有当好一个见证人，尽管算命先生让我对自己的生辰八字有了一份迷信：八个字里面有六个属土，父亲给我起名时又不小心加上两个。

真正土命的，是那些已经进入土中的人，包括算命先生和店里坐诊的老医生。他们的生涯缺乏曲折性，很多时候都用不上形容词和比喻，仅有的情感表达也显得匮乏或暴烈。对一个外来者来说，他们生活外表的脏污性、语言的粗鲁性、情感的扭曲性可能更引起注意，但他们的本性是土地，也就是劳作。一年到头绝大部分的时间在土里，以前住也是在土房里，这个事实已有足够的说服力。一篇小说如果没有着力去写土，写出那种簌簌的松散又凝聚的质地，那也就没有真地去写农民。

我想，一篇真正写农民的小说，也具有田地一样疏松又凝聚的结构，以及语言。这也是我敢于把这九篇散淡文字叫做小说的原因。

既然当初回乡的尝试半途而废，就让这几篇只有一半成色的文字，作为我们土命的一份记录吧。

自然，家乡从未关闭通向她的道路。从深层来说，不管已经有了多大的变动，改变的还是我们自己。田土的质地仍旧可靠，也就提供了出产和安顿的可能性。除了纸上的记录，我们更需要地上的寻找。我愿自己是寻路者中的一人。（来源|《我们的命是这么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