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城市里普通人们买房多半都是楼房了，而北京二环里的四合院平房，除了十几平米的学区房，整院子拿下就只有王刚，李成儒这些大咖才有能力负担了……。
老北京的四合院，二环里还有不少，尤其是东单东四，后海那一带，有机会可以去看看，有的是平民住的比较拮据，细细的门洞，宅进门多半有个影壁墙，进去就是四方院子，有大有小，有的只有几平米大小，勉强放下张桌子和单人床。那些深宅大院，红油漆大门，高门槛，门口有石狮子的，很多是某某单位，门常年闭着。
北新桥那一带多是平民居住，我们家院子里之前说过，是个大杂院子，本来有口井，后来有自来水装了水龙头，每天大家都轮流打水做饭，就是有时候会停水，所以大部分人家都有存水的器具，我家是有一个大水缸，经常要装半缸水预备着，缸里漂着个铁舀子。停电从我记事起就是常事，一直持续到我高三。那时候每到考试前最怕的就是停电，考前两天要临阵磨枪，可偏偏突然停电了，只好把半尺多长的白蜡烛找出来，昏暗的烛光下看书实在是头疼的事，现在我很少看书，眼花，看书费劲了。
不过，从高中时候开始，停电明显少多了，小学时候每周都会停一两次，到了初中一个月会有几次，高中就一学期会有两三次了。现在没有故障基本不会停电，要检修或者施工基本上都会贴通知提前告知，上一次停电还是去年刮风把线路刮断了。
现在什么都用电，空调电视，做饭洗澡，家门口是北京最繁华的东三环中路，国贸和中国樽，央视大楼，人民日报大楼，彻夜灯火辉煌，没了电，北京就不是北京了。
记得1977年下半年，父亲下班回家拿了张蓝色图纸，说是单位分房，让选房。奶奶不太愿意搬家，住大杂院习惯了， 可是大杂院冬天冷夏天热，夏天下暴雨时不时还漏水，要铺油毡。取暖烧水要蜂窝煤炉子，做饭后来有煤气罐子，也是凭本供应，很多人都要托人找本才能到煤气站换气。最终，奶奶被说服了，我高兴了好几天，因为楼房那时候叫洋房，倒和洋人没关系，大概是很现代化的意思。
搬家前我把很多玩具送了小伙伴，一个是那个飞机，一个是一把木头手枪，可以拉上皮筋打纸叠的子弹。
搬家时父亲单位给派了辆130，父亲让奶奶和我坐驾驶室里了。到了地方才知道，是到了郊区了。那时候北京东边出了朝阳门就算家郊区农村了，我们这个楼是个加三楼，就是前后俩楼中间硬盖了一个，为了避免北边楼不乐意，盖的更靠近南边的， 所以三楼以下采光不太好。和现在的高楼大厦不同，那是个红砖楼，据说地震时候丢了三十万块砖，好在父亲单位就是生产建材的。
新房子是洋灰地，四白落地，比大杂院干净多了，还有暖气，这下冬天不用生炉子了。父亲有一年就因为生炉子一氧化碳中毒了。好在发现了。
这边的小学有个大操场，整个学校占地有一公顷，这在北京那时候胡同里的小学来说太难得了。可也有不如意的地方就是谁都不认识 我也没了伙伴，晚上吃完饭奶奶带着我到二道河河边遛弯，那时候只有一个九路公交，水碓子丁字路口北，现在是个饭馆和洗车店，那78年是个百货商店，生病了我妈就去那买两个五分一个的山楂丸，弄好了还会带我去买本小人书。二道河边长满了马尾草草，奶奶会折了来做几个熊猫给我玩。
上学前最后几个月的时光过的很快。因为我们楼是个加三楼，楼里好几个差不多大的孩子都要转学或上学，为了上旁边的小学，父亲单位要跟学校建立共建关系。这类共建在那时候很常见，从小学到中学，大学都不少。学校是清水衙门，设施简陋，缺缺桌椅板凳到办公用品，很多大单位有能力条件的，都会支援一些，相应的，自己单位子弟也有入学的便利，也算一种公开的走后门吧。那时候，学校别说空调，连电扇都没有几台。教室里只有吊扇，父亲出面沟通，给学校捐赠了十几台台式风扇，然后我们楼的孩子以后上学有地方了。
姐姐搬家前已经上了学，搬家过来就办了转学上二年级。我和姐姐差一岁半，本来我搬家前就该上学，因为搬家等了一下，结果就有个特殊原因。姐姐下面还有个春季入学的小五年级，很多同龄北京人应该知道，北京的小学从小五年级开始改成了六年制，所以姐姐是最后一届五年制，我上学就改成了秋季入学，一下差了两年。
虽然共建了，但是学校入学还会有个考试，为了应对 我姨家一个已经工作的表姐来帮我提前准备，从100以内加减法到脑筋急转弯都有。记得最驰名中外的一个题是：树上10只鸟，开一枪打下来一只还剩几只。标准答案是都飞了。就这样还会有很多孩子折在上边。不是那时候孩子笨，实在那时大家眼界都很窄，信息来源实在有限，没吃过见过的东西太多了，上学前有条件和父母出过北京的都不多，遑论出国了，那是极少数人才有的机会。
刚开学第一周，天天练习坐，那时要求双手背后，不但不能随便喝水，连手都不能随意放。我和另外两个同学还被作为“标兵”在讲台前展示如何正确守纪律的坐，众目睽睽下 夏末天气还热，汗珠顺着脖子流到后背，十几分钟强忍着不能动，对六七岁的孩子实在是种煎熬。好在现在的孩子上学已经很人性化了，不但手不用背后，还可以喝水，上厕所举手报告老师就行。
但是，现在回忆起来，只是觉着有意思的事很多，这一点点不舒服，也不算什么了。上学要三带：水杯，手绢和抹布。每天早自习会有检查，戴着红领巾的学生干部挨个班检查，我还被查到一次，当时情急之下用一条破红领巾代替被抓，上升到理论高度是不尊重少先队，在全班面前做检查：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当抹布是对革命烈士的亵渎之类的话，才过了关。之后再没犯过类似错误。
一年级我就入了少先队，是第一批第一个。那时候不但要学习好，还要班里全体同学表决，我是全票通过，另一个同学我记得是女生，叫刘蕾，学习好，大眼睛，那时候标准属于很漂亮的类型。但是好像少了一票，可能因为是班长，平时管人多会得罪人，和成人世界一样。
小学的同学，很多人的模样都还像昨天一样清晰，只是名字没那么记得牢靠了。能记住的不外出两种，和我关系很亲密常常一起玩的，一种学习特好或者特不好的，两头冒尖的，老师也印象深刻。
那时候我们周围还有点荒，对面楼后面是个大坑，现在水碓子以西往北的朝阳北路还是一片自建平房，二道沟小河沟一部分露着。春天学校有交苍蝇蛹的活动，每人要至少交五十个。于是放了学，我和几个同学就跑到大坑里来回寻觅 坑北面有个厕所，也是我们优先去的地方。可惜，苍蝇虽然繁殖能力不俗，但苍蝇蛹都是过冬的，藏在泥土里不好找。后来还是有个同学（名字我不好提了）脑筋灵活，说反正交的时候大概数个数，谁也不会拿手里挨个看，用泥做几个凑数得了。于是 我们用各式各样小瓶子装着一些货真价实的苍蝇蛹和冒牌货混搭着交上去了，也没见谁的都拆穿。
夏天的任务是交苍蝇， 恰好南边不远有个肉联厂，我们冲进去，拿着苍蝇拍在泛着油光的猪肉身上追逐苍蝇。现在想想，真是有意思。现在苍蝇好像比以前少了 但是不是因为打没的 是小区里垃圾都分类了 垃圾桶都用盖子盖上了，楼道里的垃圾道早就封死了。
我们从时代的后面往前看 总会发现很多莫名其妙的可笑的行为，觉着当初太愚昧，其实，不是原来的我们太笨，是我么不随着时代进步了，而这 既要归功于科学的进步，也要归功于教育的普及。DDT小时候会稀释了往花草上喷洒，甚至往小猫小狗身上喷来防跳蚤，而现在早就禁用了。而小时候便宜买来的很多带虫眼的水果，现在反而要当做无公害食品在超市卖个高价了。
世界在进步 中国也在进步，而最近几十年最重要的推动力，就是科学。
上二年级时候班里来了个转学的同学，叫陈伟，据说是从香港回来的。那时候 香港就等于是和美国一样的另一个资本主义世界，回来的统称华侨，当然现在看从港澳台回来不能叫华侨。可那时这些回来的在北方很好区分。说话有广东口音，穿着上更是洋气的不行，家里一般都有彩电、冰箱和收录机。这些对于我们来说，都属于非常高级的东西。陈伟还有一个会发音的铅笔盒，上下好几层，橡皮是带香水味的，铅笔上有外国字，他不像我们是寸头，而是头发软软的还带卷。后来我和他成了好朋友，才发现其实他很好相处，他对我们也充满了好奇。
小学六年艾灸我们班换了六七个班主任，最后一任还算稳定 从五年级带到了毕业。三年级时有一天，班主任刘老师突然宣布 我们原来的班主任门玉兰老师因病去世了，因为带过我们班，要在八宝山举行一个告别仪式 我们班全体都参加。于是，隔天我们坐车到了八宝山，每个人都戴了一朵纸做的白花，前面是门老师的黑白照片，我们都哭了。
时间如水水如刀，不知道我那些小学同学如今都在哪里了？李思明，赵星，王昭，高亮，刘凯，刘强，王晓东，陈小东，毛丰燕，邢军，宋阳，徐立群，刘燚，上官，纪冬，刘蕾，王静，易茹，程凯……。（排名不分先后，我是想到哪就记到哪）